克劳斯塔尔 “国际主义”的迷思与世界秩序的危机

教育秘史 2020-11-15111未知admin

  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与思想史、美国外交及国际安全与战略。

  人类诸领域的许多重要概念或“关键词”,直接影响人们理解历史和现实的径与方式。概念史其实也是观念史和思想史,是历史的重要乃至核心组成部分。然而概念的缘起、流变与扩散都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作为一种“知识”或“话语”,更是现实与格局的折射。在概念的和使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有意无意的或曲解,误用或,甚至以讹传讹,成为“错误的常识”。因此,概念的正本清源至关重要。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秩序(或更为广泛的世界秩序与全球秩序) 始终是一个具有全局和长远意义的重大主题。其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现当代尤其是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经常被主流话语贴上“主义国际秩序”或“国际主义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ist) order]的标签,而且也经常被非学者所采用。然而,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是美国等大国所塑造的一种全球性主导话语,一种禁不起科学验证的虚构叙述和主观价值,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本质上就是一个,一种“迷思”。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大变局”,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格局之变、制度之变、技术之变、观念之变等多个层面。其中最为深刻的变化,大概就是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有关的国际体系变迁以及相应的国际秩序变革。国际秩序的再次成为一个热点议题。然而,现有国际秩序或所谓“战后国际秩序”,其基本性质与主要特征是什么?它真的是一种“国际秩序”吗?不弄清楚这些基本问题,就无解国际秩序变革的意义与方向。

  要理解“主义国际秩序”或“国际主义秩序”,必须先了解“国际主义”的国际思想。

  在国际思想史上,传统主义一般被称之为“国际主义”。就其思想源流而言,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8世纪由孟德斯鸠、康德等启蒙思想家“肇其端”;19世纪由边沁、穆勒等主义哲学家“扬其波”;20世纪20—30年代由美国总统威尔逊等一批欧美主义者“总其成”。主义国际思想的基本格局至此已大致定型,此后都不过是修修补补。自1970年代以来,它经过调整又以“新(制度)主义”的面目卷土重来,并在冷战结束前后进入又一个“辉煌”时期,直到大约持续20年的“后冷战时代”结束。而所谓新制度主义,不过是与现实主义进一步,更多聚焦于主义传统原本就包含的“制度”要素(正如新现实主义之聚焦于“结构”) 。

  在国际实践中,国际主义是一套国际秩序方案,旨在使国际关系适应国家的模式,据称这可以为人类带来和平、和繁荣。整个20世纪,至少就宣传和动员而言,美国是其主要推广者。

  国际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思就是主张建立国际制度、军备、推动贸易、促进和保障。其方案主要包含三种途径:一是适用于跨国层面的商业主义(贸易和平论),主张推动跨国贸易,其核心假设是国家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减少使用武力的动机;其二是适用于国家层面的主义(和平论),主张在全球扩展,认为国内化有助于实现国际和平;其三是制度主义(制度和平论) ,认为国际制度与规范有助于缓解国际无体系所蕴含的冲突和安全困境。

  这背后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信条却颇为庞杂:一是主义和历史进步论,认为人类能够通过自己的不断改变世界,推动历史的进步,具有乐观主义;二是强调“规则”“制度”与“”,具有制度主义和主义倾向;三是主张“”与“合作”,反对孤立自处,因此具有“国际主义”特征;四是崇尚“”“”“”等“普世价值”,强调个人价值,反对国家中心主义,具有普遍主义和主义特征以及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五是“共同利益”与“集体安全”,具有多边主义特征。

  按照学术界的流行观点,“主义国际秩序”是英美等“主义国家”崛起的产物,发端于19世纪,成型于20世纪下半叶。英国在19世纪率先推动贸易、海上航行等主义国际制度。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二战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大西洋》都集中表达了主义的国际秩序观念。二战结束后,主要战胜国制定了《》,试图建立一个以大国合作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但冷战的爆发导致了世界,“国际秩序”实际上成为美国领导下的秩序。非世界主要参与的是体制(中国甚至一度被排除在外)。在1970年代东缓和的背景下,这种秩序得以逐步向全球扩展,并在冷战结束之后与体制一道构成了全球秩序的主要内容。

  在美国主导的当代全球话语中,战后秩序被定性为“国际秩序”或“国际主义秩序”,但两者并无实质区别。相应地,美国确立、巩固或维系这种秩序的战略也被称为“国际主义大战略”。

  所谓战后国际秩序,即使不是“羊头狗肉”,至少也是以偏概全。

  首先,在长达至少40余年的冷战格局下,不可能存在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秩序,其最多只是一种秩序。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具有主义色彩的国际贸易金融制度安排,都是由大国主导确立并主要适用于内部,只是在冷战后才具有全球性质。而且所谓二战后国际秩序,还包括体制以及迄今为止逐步达成的各类国际协定或制度安排。

  其次,国际秩序的性质既涉及作为其思想基础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格局,也体现在经济、克劳斯塔尔贸易、金融以及、安全等具体实践领域。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并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不可一概而论。

  就思想基础或价值而言,“国际(主义)秩序”这个标签本身试图表明它是传统国际主义思想的体现,但在实践中其思想底色远非如此单纯。

  从制度设计上看,二战后国际秩序主要由内容庞杂、有时甚至相互抵触的三类国际制度组成。一是旨在消除经济交往壁垒的国际经济制度与组织,以及框架下的国际发展机构和众多地区或双边经济条约;二是旨在武力、防止大规模战争的—安全机制;三是旨在促进“”与“善治”的各种伦理—法律规范和众多功能性领域的制度安排。

  从实践领域看,主要是国际经贸与金融秩序以及占据话语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较多主义特征。国际安全秩序则远非如此。除了经常被大国所左右、实际作用极不稳定的集体安全体制,二战后美国在所建立的以联盟体系为核心的安全秩序,则完全是现实主义逻辑的产物。即使在后冷战时期,这种安全秩序(主要表现为美国主导下的总体军事优势、多边与双边同盟体系和海外网络)仍然得以延续,成为国际安全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经常绕过发挥作用。

  第三,更重要的是,无论给这些秩序或制度贴上何种意识形态标签,都不能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美国在大部分时间、几乎所有重要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拥有绝对优势。这种秩序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美国是其主要缔造者和最大受益者,在这种身份未改变之前,自然也乐于充当其主要护持者;另一方面,这种秩序(或者相对于混乱与失序而言的任何一种秩序),客观上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尤其是推动了全球市场经济和贸易化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并不平衡。学者将这两个方面勾连起来,发明了“霸权稳”,这种说辞恰恰彰显了这种秩序的本质。

  换言之,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本质,不是什么“国际秩序”,而是“主义霸权秩序”,或曰“霸权制度秩序”,说到底,就是美国霸权秩序!从思想基础上讲,它包含了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成分;从核心内容上讲,它主要包含一系列国际制度与安排,但这些制度与安排并不必然源于主义的价值,同样也可以出于现实主义的利益考量;从结构上讲,是由美国主导;从价值取向上讲,它主要反映的是美国和的利益与偏好。总之,从来不存在什么单纯的“国际秩序”。主义的旗与现实主义的实际利益,前者是表,后者是里,前者不过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这是不容混淆的一个基本事实。

  当然,任何秩序大概都只能是多种成分的混合物。然而,如果说主义与现实主义尚有相互乃至局部“合流”的余地,“”与“霸权”的“兼容”则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所谓“霸权”之说,克劳斯塔尔纯属的无稽之谈!“国际秩序”不仅有之别,更蕴含着深刻的非性和不稳定性。这不但可以解释为何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美国现在看上去比中国等新兴国家更像是现有秩序的“者”。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正在其霸权的自信心与“舒适感”,于是要修改规则、重塑秩序。

  二战后的美国全球战略,也被贴上了“国际主义大战略”的标签,这同样。

  美国何时奉行过纯粹的“国际主义”大战略?军事同盟、军备竞赛、核威慑、导弹防御、全球最高水平的国防开支和最广泛的前沿军事存在,这些与主义何干?其实美国从来都是两手抓:一手抓主义的多边贸易体系与国际制度,一手抓现实主义的与军事准备。只不过根据内外条件的变化,有所偏重而已。即使是作为其理论典型的“威尔逊主义”,在外交实践中,它与现实主义的也互为。特朗普要奉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不过是说得更直白一些而已。米尔斯海默坦率地指出,美国从来都是“按照现实主义的要求行事,却用主义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政策”。这种包装的对外目的自不待言,对内亦属不可或缺,因为美国精英所建构的形象,早已嵌入大多数美国的想象,以至于难以接受过于的逻辑。总之,主义、国际主义等意识形态口往往不过是修辞与包装。

  二战后国际秩序确实正在陷入某种深刻的危机。大致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新主义高猛进的“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近十余年来,世界似乎正重新分化与。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的内外政策,甚至被认为是“主义国家”内部对国际秩序的“反叛”。所谓“国际秩序”是否正衰落,甚至已经“终结”,成为热门话题。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曾掀起过多次秩序浪潮,但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国际秩序不过是国际格局的外化,直到冷战结束后的前20年为止,占据显著优势的格局并无根本性变化。那么,为什么美国现在对国际如此不满,要不断“退群”、废约,甚至不惜毁掉中美缓和近半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这显然与近十余年国际格局的变化有关。美国自感地位,于是要修改游戏规则。规则对自己有利就要求大家遵守,对自己不利就任意修改或弃之不顾,试问除了霸权国,谁能拥有这样的“”?

  美国霸权的者们当然会说,较之过去纯然凭借实力、遵循丛林,现行国际制度要求按“规则”办事,难道不是一种进步?然而这些制度,却在史无前例的美国霸权之下,是一种“霸权制度秩序”。其有效性端赖强者的意志,而有效的制度未必就是公平、合理的制度。美国和原本就是这种秩序的最大获益者,再给它挂上“国际主义”的金字招牌,贴上“”标签,无非是标榜其“性”,“里外”通吃而已!

  任何不能平衡公平与效率的秩序,克劳斯塔尔都难免出现危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日益陷入困境。以贸易、国际制度、这三大径为例,贸易纽带并不能国家间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如当前中美关系所示,经济关系与其说是关系的压舱石,不如说是关系的产物;与和平之间也没有可靠的必然联系;制度霸权的非性更是显而易见。然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一旦体系结构发生变化,原有秩序自然会受到冲击。

  这三种途径还时常处于互相矛盾的状态。商业主义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主义的发展?事实上,许多国家采纳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却并没有实现。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国际主义的许多价值客观上并未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另一方面,“主义国际秩序”又被有意无意地视为只有“主义国家”才能真正享有和衷心拥戴的秩序,这等于将国际秩序延伸到国内秩序。“新文明标准”“与非”(亨廷顿)“内部与外部”或“后历史世界与历史世界”(福山)等等说法皆属此类。那么对于所谓“主义国家”来说,“非主义国家”是应该被包容还是强制改变?如何避免强制所导致的混乱、冲突和失序?美国应该与中国进行正常贸易合作,还是将双边贸易与中国的文明进程挂钩?国际主义还经常声称不应将国家绝对化,然而却无法回答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以、为理由的国际,难道不会削弱国际规则的作用,甚至为强国追求一己大开方便之门?

  如果说上述问题主要源于现行秩序的固有缺陷和外部挑战,那么来自国家内部的挑战是什么呢?从逻辑上讲,当然是“主义国家”对现行“国际秩序”也感到不满,开始怀疑主义的秩序或者放弃相应的外交战略。英国脱欧、美国“退群”以及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大行其道等现象,似乎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实际上,这些现象既有其国内经济与根源,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外部的反应,是全球化不均衡发展、传统收益分配格局被不断刷新的结果。

  不过,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个国家对现行秩序完全满意,就主要大国的国际秩序观念与战略行为而言,当今世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主义”国家。等少数国家似乎希望将国际秩序推倒重来,但更多地流于言辞与姿态,主要还是为了表达对自身国际处境的不满,希望国际秩序朝着对自己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中国一再强调自己是现行国际秩序或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者和建设者。但这里的国际秩序并不是指“国际秩序”。按照的表述,现行国际秩序是以为核心、以《》的旨和原则为基础、由国际共同确立的,其根本原则是相互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内政。中国要努力的主要是框架下的多边秩序与相关原则,但并不完全反对美国主导的具有主义色彩的国际秩序,尤其是贸易体制与多边合作机制等合理、有效成分。

  反过来看,美国更不可能是什么“主义”国家,也不会彻底自己一手塑造、护持的二战后秩序。特朗普的战略调整,无非是因为美国霸权地位相对衰落,国内矛盾加剧,民族主义与孤立主义抬头,于是其强调国内优先、“美国第一”,进而认为一些多边合作机制与制度安排已不能满足美国的需要,或者了自己的手脚,因此试图调整、重塑世界秩序,以便继续获取最大收益,防止或延缓美国霸权的衰退;此外还试图通过减少国际义务,推卸“领导责任”,以便积蓄国力,“重振国威”或“再次伟大”。而且,特朗普的政策行为具有激进色彩,一定程度上属于“非常态”。党候选人拜登的外交政策主张,其核心是“美国将再次领导”,与现的“退群”行为可谓针锋相对。如果党上台,完全有可能采取一些“纠偏”措施,例如重新加入一些国际组织或协议。由此,认为美国已经改变了二战后的国际主义外交战略的看法并不准确,因为原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战略,而且美国没有也不会改变其霸权护持的基本战略目标,不会轻易放弃其全球主导地位。就此而论,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政策变化更多地具有战术和策略调整的性质。

  总之,中国尽管认为现有秩序确实存在各种问题,但总体上还是要二战后秩序。美国也只是试图修改或规避其中对自己不再有利的成分。中美各自的关切与姿态看上去确实有所不同,过去经常被疑为“挑战者”的中国现在主要强调的是“”,原来的“护持者”美国现在则主要在表达不满。这种局部意义上的“角色”转变的确前所未有且意味深长,反映了全球格局与各自国内的变化,但双方显然都无意现有秩序,更谈不上已开始出现“交接”换岗。

  在国际无状态下,既要维持体系和平与秩序稳定,又要兼顾公平与,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难题。如衡秩序与、稳定与变革的关系,疏解其中的价值冲突,是每个时代都会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利益格局错综复杂,价值体系日趋多元,维持秩序或追求,并不能与“保守”或“”简单画等;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守成”或“挑战”,与传统大国或新兴大国似乎也不能构成直接的对应关系。实际上,面对“大变局”,无论是新兴大国还是传统大国,都必须做出战略调整。关键在于,大国的国际秩序观念与战略,是否能够超越上述各种二元对立模式,尤其是能否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国际的共同利益。因为,无论要摆脱危机还是重建秩序,都需要有真正负责任的大国。

原文标题:克劳斯塔尔 “国际主义”的迷思与世界秩序的危机 网址:http://www.zt-leather.cn/a/jiaoyumishi/20201115/1851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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