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近藤一成的宋代中国研究

文化秘史 2019-02-08134未知admin

  (原标题:王瑞来:近藤一成的宋代中国研究)

  被问及最近的阅读。想了想,近藤一成教授的《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的研究》,读后印象很深,颇有所感。几年前,此书由日本汲古书院列入“汲古丛书”推出。汲古书院堪称日本的“中华书局”,以出版古典文献和学术著作而享誉海内外学界。此书为近藤三十年来发表论文之结集,乃为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晶。收入此书的论文单篇,在刊行之初,多数我都拜读过近藤签赠的抽印本。因此,对近藤先生的学术思路与研究成果,早有一定的了解。结集成书的著作,更为观察近藤先生的学术特色与成就,提供了一个全面视野。

  2017年3月,年届七十的近藤一成先生就要从学习和工作了几十年的早稻田大学退休了。作为交往三十多年的老朋友,我愿意把这一他山之石介绍给国内学术界,并藉此表达对近藤一成先生在中国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一生的敬意。以下厘为《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的研究》述评、近藤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我与近藤三部,聊为概述。

  2007年笔者(左)与近藤在居酒屋。(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的研究》虽然与多数日本学者的通常习惯一样,是论文的结集,不过在编成此书时,近藤并不是像通常的论文集那样简单按发表时序的堆积,而是花费心思,进行了精致的逻辑重构。全书篇次纲目的概略译述如下。

  第四章:王安石所撰墓志解读——地域、人脉和党争

  第六章: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黄幹的礼的世界与判语的世界

  第二章: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与《辨奸论》

  第四章: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卷》与宋代士大夫

  第五章:知杭州苏轼的治绩——宋代文人官僚政策考

  以上就是此书除了序论与结语之外的主要内容,全书三大部分整齐地各由六篇文章组成。虽说都是微观的具体问题的考述,但从中可以演绎出宏观的认识。依据序论,对三部分的内容略作归纳,并加以综合述评。

  第一部国制篇,主要是围绕着宋代特有的科举制度的确立,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的考察。从唐末五代的武人支配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宋朝,如果与唐代相比,版图大幅度缩减,但是它没有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代,而得以再次作为统一王朝继续支配的原因,首先应该是没有遇到太大的摩擦而进行了向文治体制的转移。文治体制中不可欠缺的文官,原则上不是以门第,而是根据以个人能力为基准的科举,从全国选拔出来并进行任用。近藤先生认为这是得以维持王朝向心力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国近世的科举和学校制度密切相关,所以,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的公立学校,都是作为科举的补充而存续,却几乎没有实现其本来的教育机能的机会。这种状态的形成,是由于宋代科举制度在确立过程中,官僚选拔的科举和官僚养成的学校合二为一。用当时的说法,就是把取士权和养士权的统一作为目标,而这样行动的结果,却有悖于初衷。国制篇关注的问题就是,作为科举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的科举与学校制度。

  第二部地域篇,则是关于科举社会主角的士人层与地域社会的考察。由于地域涵盖范围较广,考察问题较为具体,难以概括综述,不避烦冗,逐章简介。

  第一章《南宋地域社会的科举与儒学——以明州庆元府为例》,以史料相对丰富的明州庆元府切入,就各个地域的进士合格数在不同时期的增减问题,考察了南宋的东南沿海十州郡,将其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从高宗朝开始到度宗朝的渐增型、渐减型和维持一定数目不变这样三种类型。明州庆元府是在理宗朝达到顶点的渐增型的典型。作为一种俯瞰,同东亚海域世界的发展相关联,此章考察了唐末五代、北宋灭亡和华北战乱大量的移民流入而成为新兴开发地域的明州,及其士人社会的形成过程。

  第二章《鄞县知县王安石与明州士人社会》,则以明州士人社会形成的起点北宋庆历年间作为讨论的对象,指出了历来研究对后世的史料不加鉴别地用来论证明州士人社会盛况的问题,认为所谓明州“庆历五先生像”,是在明州士人社会确立和全盛的南宋后半期,作为诉说自身来历传奇需要,而编造出的历史影像。当然,像地域士人社会创造出的这种地域历史影像,并不仅仅是虚构的。尽管与当时的形态不同,但也呈现出历史认识与历史事实的关系问题。

  第三章《宋末元初湖州吴兴的士人社会》,在进士数量推移方面,则以与前述明州正相反的递减型湖州为例,对其递减的原因进行了考察。考述以赵孟頫为周密所作的《鹊华秋色图》为线索,检讨了二人的关系。先食宋禄而后仕元的赵孟頫,与持有拒绝出仕立场的周密,两位湖州人一直保持着来往。和新兴的开发地明州不同,湖州自古以来就以山水景胜之地闻名,大量的名族、士大夫居住或寓居在这里,从对琴棋书画等等传统文化的喜好中寻求着人生的快乐。对他们来说,官位是必要的,但这需要长期准备应试费心劳神才可获得,并且还有不确定的因素,因此他们更期望以可靠而轻松的恩荫方式出仕。此章推想士人社会这样普遍的氛围,背景是合格者的逐渐减少。考察展现了南宋科举社会士人的另一种面相。

  第四章《王安石所撰墓志解读——地域、人脉和党争》,是对王安石《临川集》收录的112件墓志、墓表进行的计量式的考察。此章将宋代石刻史料学的确立纳入视野,就王安石撰写墓志中所显示的北宋士人的地域归属意识、人际间关系和党派意识进行了考察。科举社会是王安石所撰墓志的大框架。本来应该是被埋在墓中永远向后世传达先人功绩的墓志铭,当时作为士大夫的作品被同时代的人广泛阅读,由这样的状况也可以观察到宋代士人社会的一个侧面。

  第五章《南宋四川类省试中的地域问题》,讨论了科举在特殊环境的存在,考察了科举社会的地域性。近藤认为,地域性不只是士人社会的问题,也关系着南宋的国家形态。

  第六章《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黄幹的礼的世界与判语的世界》,作为士人的个案研究,此章举出朱熹的高徒兼女婿黄幹的事例。在追溯其生涯的同时,还论及了朱子学社会地位的确立以及士大夫的理念与现实等问题。黄幹所显现的士人应有的风貌,与总的时代方向有着怎样的关系?并对后代的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果进一步把聚焦在这些士人在南宋中期地域社会的断面结构,与北宋社会进行比较,其构造是在北宋以来延长线上存在的同质事物?还是虽然处于北宋连续线上,但被看作是北宋社会成熟形态的变化?抑或是在这个时期才出现的带有某种新的要素的社会形态?透过黄幹这一士人的个案,近藤先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都是与确定这一时代历史性质有关的重要课题。这表明宋代科举社会的研究,尚是路漫漫其修远。

  第三部个人篇,全是围绕着苏轼的讨论,可谓是一部别具只眼的苏轼论。名列唐宋八大家、作为宋代代表性诗人的苏东坡,不仅是典型的文人,还是一个做到了翰林学士、礼部尚书职位的士大夫官僚。作为官僚,他本人也未曾逆料,会卷入新旧两派党争的漩涡,并被看作是一方的头目,在政治的波涛中持续颠簸一生,并两度遭到流放。属于科举社会最上层的苏轼,在多方面发挥了他的才能。关于他的研究,与士大夫社会、士大夫文化紧密相联。从科举登第到杭州治绩,从乌台诗案到《辨奸论》,从《黄州寒食诗卷》到西园雅集,以具体人物为中心,辐射范围广泛。对一些有争议的事件,近藤也有自己的结论。比如《辨奸论》伪作说,近藤就认为不能成立。

  《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的研究》出版后,在学者之间,关于此书的书名,曾有过有趣的议论。有人说书名中“中国”两个字是多余的,有的人则予以反驳,认为这是近藤有意加上去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向近藤确认过,但我的意见却是倾向于后者,当是近藤先生有意为之。“宋代中国”(Song China) ,既是指宋这一时代的中国大陆,又是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确定的一个坐标。近藤正是在居高望远的通史大视野之下,立足在这一坐标之上,承前及后,对中国的科举社会进行了剖面式的考察。

  不是通常以阶级划分为视角,而是以贯穿于中国史始终的士庶之别观念为线索,近藤考察从唐末到五代、宋发生巨大改观的中国社会。最终目标则是,期望阐明传统王朝近千年的体制再生产构造。对于这样一个难于驾驭的繁难课题,近藤举重若轻,巧为操作,把科举作为王朝体制再生产关键,将着眼点落在他所熟悉的宋代科举社会、科举文化的形成与展开这样具体的问题上,从而避免了空泛议论,王朝体制再生产的过程与状况透过宋代得以清晰显现。这一考察,为考察宋代以后的中国科举社会提供了前提,奠定了基础。

  就像敦煌壁画造像中的“反弹琵琶”,逆向思维往往会观察到另一番意想不到的景象,这样的研究也会得出新颖的结论。历来,对于科举,研究者关注的多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金榜题名,却极少关注那些大量的落第者。近藤指出,科举其实是每次都产生大量落第者的制度。大多数的应试者终其一生都未能实现最终的目标。落第者中的多数尽管怀有许多不满,最后也不得不接受自己的选择。如此说来,科举社会建立了让落第者也信服的机制。这样直到清朝,科举超越王朝的交替,持续发挥了传统社会体制再生产的机能。因此,像纳入了这种科举的传统社会体制再生产系统的社会,近藤称之为科举社会。迄至科举废止的二十世纪初叶,传统社会体制就是这样进行再生产的。

  历史是一条河,连接着古今。了解中国的历史,是理解现代中国的不可欠缺的前提。这个浅显易明的结论,尽管似乎是人尽皆知,但近藤却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指出,这是因为,中国人不断祖述反刍自己的历史,以此来充实自身并完成自我形成。另一方面,即使为了理解过去的中国史,将这种祖述和反刍的蓄积过程摆上分析的案板也是必要的。

  近藤的研究视野,不仅仅是宋代中国,近现代中国都成为留意和思索的对象。他在《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的研究》一书的最后,大幅度转身,将目光从宋代拉回到近现代,把笔触指向了人们熟悉的鲁迅。他指出,位于二十世纪前期中国文明批评家最高峰的鲁迅,出身于清末绍兴的读书人周家。周家一族代代进士辈出的同时,也因为苛酷的科举考试竞争造成了许多人的人格扭曲,出现精神异常,最终导致了作为进士的祖父和应试者的父亲因舞弊受罚而家世没落。鲁迅描绘的孔乙己和阿Q正是中国史上士与庶的落魄形象。

  宛若黄河九曲回环,终向大海。近藤举出鲁迅为例并未离题。他又将笔锋拉回宋代,通过鲁迅的个案,沟通了宋代科举社会与近现代的联系。他指出,如果要追寻其根源的话,就应该是十一世纪出现的新的士庶关系。科举社会正是鲁迅问题意识的根柢。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改变了原本的意思。作为露骨地表达士庶社会的用语,迄至清末一直存活着。洗炼到了极致的礼与法的社会结构,重层多样与整齐划一同在,秩序与混沌并存。

  “功夫在诗外”,透过近藤对具体内容的叙述,有心的读者实在可以得到不少方法论的启示。

  日本的宋史研究、甚或是中国史研究,从学术风格与研究倾向上看,在二十世纪,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化。比如从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这样对中国史的整体观察,到宫崎市定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说,可以视为宏观考察。不过,包括宫崎市定在内,还有周藤吉之、中岛敏、佐伯富,以及梅原郁等学者,已开始向微观转化,专注于制度的考证与复原。正如“唐宋变革论”对海内外的中国史学界影响极大一样,二十世纪日本学者在制度史方面的研究,也极显功力,值得报以深深的敬意。正是由于这样的研究,为此后的中国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发展的前提。

  近藤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接受这样的训练,成长起来的。因此,近藤的史料解读功底坚实,堪称其同辈学者中的佼佼者。制度史的训练,构成了近藤的研究根基。可贵的是,近藤虽承制度史研究之余绪,但并未墨守一家,而是作为一种优势,在宏观的大视野下,得到了长项发挥。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的学风转向,近藤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宏观——微观——宏观,这样的模式归纳,并不是简单的循环重复。在我看来,内藤湖南时代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基本上属于建立在部分实证基础上的推论,所以会有后来为数甚伙的论证。而在经历了细密微观的制度史研究之后的宏观,则是基础坚实的构筑。准确地说,这样的风格应当称之为宏微相济。

  恩格斯说但丁是“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我想,在处于学风转变中的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可以借用这句话来形容近藤。现在,在日本学界活跃的,已经多为近藤的学生一辈的学者。他们当中,很少有专注于制度史研究的。这大概是由于,他们在客观上缺乏严格的制度史研究的训练,难以为之,因为引导他们的老师一辈,已经显现出摆脱制度史研究的倾向。这种倾向,无疑遗传给了下一代学者。从主观上看,得益并享用前辈学者制度史研究成果的新一代学者,已不满足于章句考证似的饤饾之学,渴望更有高度的创新。

  一般来说,年轻人易于接受新事物,接受新方法,接近新学风。但出生于战后一九四六年的近藤,却成为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学风转变的领军人物之一,实属难能可贵。我认为这与近藤的知识结构有极大关系。近藤的英文,在他那一代日本学者中,是少有的好。这便使他可以直接关注到欧美中国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并可以分析和利用其研究成果,在学术方法上接受启发。

  平心而论,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学者并不十分重视欧美的中国史研究,甚至在史料解读方面还带有些许藐视,所以在《剑桥中国史》已有了几种中文译本的今天,重视信息情报的日本,居然没有日文版出版。近藤也是少有的重视欧美中国史研究的日本学者之一。九十年代,他去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一年,认真归纳,写出了《英国的中国学》长文。此文后来由我译成中文,介绍到汉语世界。

  广阔的视野,细密的制度史训练,形成了近藤的研究特色。这就是宏观着眼,微观入手,以小见大。看似寻常的小人物、小事情、小物件,在近藤那里,都被加以深刻思考,不仅分析得入木三分,还由此及彼,对小人物、小事情、小物件置于大背景,给出大投射,引发大关注。读近藤的文章,尽管是小题目、小考证,却每每能获得大启发。

  无论是欧美学者,还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都有中国学者难以企及的长处。那便是,他们的头脑中,首先有欧洲史、美国史、日本史,在他们研究中国史时,这无疑便成为一个难得的参照系。这就像许倬云先生说过的那样,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中国史就是全部;而对于外国学者来说,中国史只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以世界史的视野看中国史,自然观察的广度与视角较之仅据中国史的观察大有不同。立场与角度,方法与视野相连。而思维方式,又与接受的理论与训练而形成的知识结构有关。有人说,研究中国,外国学者是站在窗外看中国,有宏观视野,但往往略于微观;中国学者则是在房间内看中国,纤微毕见,却缺乏宏观的方位感觉。然而在我看来,深受中国文化浸染的日本学者却不一样,他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多数学者既有宏观视野,又有微观体察。

  作为日本学者,近藤既有毫不逊于中国学者的史料解读功底,又有独自视角,还吸收了欧美学者的理论与思辨之长,这使他能够在学术上高屋建瓴,承前启后。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具有世界史的视野是何等的重要。就是说,中国史研究者从视野到操作都应对空间畛域有所突破。

  似乎与当代科学的分科细密相应,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断代研究如同过去专守一经,各划畛域,井水不犯河水,不越雷池一步。这无疑是自我设限,画地为牢。在日本学者那里,尽管在研究范围上也有大致的断代划分,但并不十分严密。从九十年代以来,在我经常参加的一年一度的宋代史研究会上,经常可以看到研究唐史或研究明清史学者的身影。不仅是研究者个人拥有跨领域汲取启发的愿望,学会的组织者也有混同疆域的努力。比如,宋代史研究会就曾分别与隋唐史研究会、明清史研究会合办了年会。打破断代疆域,力求在时间畛域上的超越。在扩展研究时空方面,日本学者大都不会自设文史之限。许多研究宋代文学的学者也会参加宋代史研究会。可谓是文史不分家。这样的时空视野,既反映了日本多数学者的求知渴望,也是研究组织者引导的结果。

  以宋史研究而知名的近藤,由于视野广阔、不专守一经,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所以,他不仅连续两届担任日本宋代史研究会的世话人(相当于会长),还担任过相当于中国史学会会长的日本历史科学协议会的议长。

  近藤一成先生不但时空视野广阔,还对研究前沿保持着敏锐关注。从上世纪末开始,电子技术的进步,给研究环境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他在一次制度史研究座谈会上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研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古代典籍的电子化,将能够查询参考的史料戏剧性地推向扩大,大大改变了工具书的概念。在二十年前,学生将《四库全书》取代辞典放在书包里携带的事,是谁都不曾想象过的。在读书会上遇到疑难之处,通过电子文献查找语汇用例,已成为常识。这样的时代已经来临。”

  的确,面对新的研究环境,历来提倡的皓首穷经,令人欣羡的博闻强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研究上的突破,需要在方法与思辨上找出路。关于这一点,近藤就制度史研究,在一篇书评中写道:“对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平面的复原,应当深入到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探索制度产生的过程与必然性,并进一步对当时社会中制度的实际机能进行动态的研究”(梅原郁《宋代司法制度研究》的书评,2008年)。从静态的复原走向动态的研究,不仅是研究方式的转变,更可以说是认识论上的一个革命。

  在上述的制度史研究座谈会上,近藤还讲到了年轻一代学者的研究动向:“现在,年轻一代研究者的研究正在进入这样的阶段,即不仅仅依赖既有的文献史料,而是运用社会史研究的手段,通过社会调查或现地收集史料这样的田野研究方式,构筑独自的史料群来展开历史研究。”对此,我知道,近藤讲到的年轻一代研究者,指的正是他的学生。近藤的学生也上过我的课,我清楚他们在近藤的训练下史料解读功底在同辈之中的佼佼程度。他的学生们呈现出新的研究势态,实在让我欣喜。说欣喜,是因为我对年轻一代研究者普遍感到失望。

  在知识结构上,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日本学者,年轻的一代似乎缺乏基础训练,研究面过于狭窄,大多只守着硕士或博士论文一点。一点之外,由于缺乏关心,甚至导致了常识性知识的不足,从而造成了知识结构的缺陷。所以在那次早大的制度史研究座谈会之后,我在一次研讨会上,接着近藤上述的话说:“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着科技进步,研究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电子版的产生,改变了工具书的概念,把博闻强记留给了电脑,我们不必花功夫去皓首穷经,资料性的考证也不再是学问。这一新局面,为我们提出了新课题。一是呼唤基本功的训练。对古汉语阅读能力的要求,对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复活。二是呼唤新方法新思维。电脑代替不了人脑。柯林伍德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思想永远是历史学的灵魂。没有思想的历史学,便是王安石讥讽过的 断烂朝报 。”

  在近藤的引导下,他的学生们的研究态势,让我消除了一些失望。薪火相传,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新锐的研究者或许会成为代表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我期待着,也感谢近藤的育才贡献。

  近藤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从1985年在杭州国际宋史研讨会上相识,迄今已经交往了三十多年。在那次会上,或许是发型、相貌有些相似,我们两个常常被别人认错。后来到了日本,这种情况还时有发生。记忆犹新的一例是,赴日不久的九十年代,应尚为东大东文研助手的小岛毅君之邀,参加《朱子语类译注》研究会。一日赴会,与见面次数尚少的主持者沟口雄三先生在东大校园相遇。知道近藤先生曾去英国研究的沟口先生,开口便问:“近藤先生什么时候从英国回来的?”闻语莞尔。作为一种缘分,我与近藤也彼此以兄弟相称。

  2014年夏,笔者与近藤在江西参加学术会议。

  在日本,三十多年以来,我们一起参加东洋文库的宋史研究会,从事《宋史选举志译注》、《朝野类要译注》、《鸡肋编译注》、《宋会要·刑法译注》等作业,并且我在早大兼课,亦有同僚之谊。三十年相与过从,在学术上接受的影响也寓于潜移默化之中。三十年来,除了人或事的具体考证之外,我的研究集中于两大主题。一是皇权研究,一是宋元变革论研究。两个主题的研究无一不与近藤的研究相关。关于皇权研究,我认为中国帝政时代的皇权伴随着行政制度的完备,经历了两个“至高无上”,即由行政权力的至高无上逐渐转向皇帝权威的至高无上。我的研究基点立足于宋代。科举规模扩大造成士大夫政治,而主宰士大夫政治的宰辅专政,正是催化皇权走向象征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十分欣赏近藤将科举称为官僚再生产装置的说法,在论著中也频频使用。而近藤较早明确强调的“士大夫政治”,则成为我的皇权研究的一个关键词。我的皇权研究的集成之作《宰相故事》及其修订版的《君臣》,副题均为“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

  近十年以来,我一直在力倡宋元变革论。这一貌似接受欧美学者研究影响的议题,其根柢则是对日本学者提倡的“近世说”的理解。从唐宋变革论的视角看,我认为北宋将唐代因素发展到了极致。同时北宋又在酝酿下一轮变革。靖康之变把宋王朝政治推向江南,原本政治、经济重心二元化的中国,又在特殊的背景之下在江南合一。科举在造就少量金榜题名的高官显宦的同时,还造就了大量名落孙山的失败者,多数士人无法入仕。即使入仕,也在“员多阙少”的状况下,滞留于选调,无法成为高官。士人流向由此形成多元化,经济繁荣所形成的引力则将大量士人吸纳到地域活动之中。北宋形成的士大夫政治浸透于地域社会,由士大夫、士人变身的乡绅在江南特定的地域生长壮大,从先贤到乡贤的筛选奉祀,到宗族重建、公益救灾、道学普及,在乡绅的主导下,历元入明清,引领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转型。

  我的这些宏观认识,得益于近藤微观研究的启示良多。近藤关于蔡京的科举与学校政策的研究指出,蔡京废科举而行三舍法,依照官户的标准给予地方学校的学生免役等特权,利益的诱导使全国学生数激增,最终估计达到30万人以上。而南宋《清明集》的判语中屡屡提到在刑罚等等方面享有优待的“士”,作为地域有力阶层,就属于蔡京的“天下三舍法”政策之下出现的地方学生的系谱。他们中的多数,较之入官,更以确保地方势力和地位作为第一要义。这些人可以称之为地域精英层的母体。与科举相关联,士人浸透到到地方社会的契机,正是蔡京的科举与学校政策的实施带来的。

  这些在北宋后期蓄积的因素,成为从南宋开始的宋元社会转型的基础。而近藤一句“科举是产生落第者的制度”,启发我找到了阐述宋元变革的切入点。此外近藤以明州庆元府为例对南宋地域社会的科举与儒学的研究,以及对宋末元初湖州吴兴士人社会研究,都以个案展示了士人在地域社会的具体影像。而从黄幹的礼的世界与判语的世界出发,则较为宏观地展现了宋代士大夫社会地位的变化。这些论著都对我的研究形成启发,并成为指引今后研究的路径。

  阅读近藤,除了近藤本人的著作《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的研究》,还有两部也是由汲古书院出版的著述应当提及。

  一部是近藤主编的《面向中国传统社会的视角》,出版于2015年。这是按照近藤的问题意识编辑而成的日本宋代史研究会的论文集。论文集收录了日本和台湾学者各5篇论文,近藤执笔写了序论,概述了日本战后中国史研究的历程,并阐述了自己的认识。比如针对杉山正明认为元朝的称呼本身是基于中国王朝史观,将大元帝国误解为中华王朝的产物这一见解,近藤反驳道,南宋德祐帝已经把天命降元作为退位的理由,并且南宋治下的人们也是把蒙古政府作为新的中华王朝接受的。序论还回顾了增渊龙夫的内滕湖南批判和谷川道雄的增渊龙夫批判这一学术纷争往事。对这部论文集,我曾应约撰写过日文书评,刊载于2016年6月号的《中国研究月报》。

  另一部为《立足于宋代史的思考》,是近藤的学生们为即将退休的近藤编撰的纪念论文集,2016年出版。没有按惯例题为某某教授“纪念论文集”,我猜想一定是出于近藤谦虚的坚持。全书分为三部分:北宋时代与东亚地域;南宋社会与宋元之交;“宋代”的远景。收录了日、中、韩三国14位近藤学生的论文和近藤《对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的研究补正三则》。近藤的学生们鉴于我与近藤多年的交谊,特邀我撰写跋文。作为代跋语,我则撰写了一篇长达两万余字的《近藤学案》附载于书后。是为永远的友谊铭记。

  人生苦短,几十年的生命,可以做的事情很有限。每个学者只是学术链条中的一环,只是文化长河中的一滴。然而,没有这一环,链条会中断,没有这一滴,长河会枯干。学者的人生意义在于连接。连接链条,汇成长河。薪火相传,文化接力,“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学者的使命。

  近藤先生年届古稀,马上就要从他学习和工作了几十年的早稻田大学退休了。然而,在我看来,学无止境思无涯,学者永远是现役,书斋一直是阵地,不会退休。扎实的功底,开阔的视野,娴熟的技巧,独自的方法,必定会使近藤先生今后释放出更多的学术能量,学术生涯会更为辉煌。于此,我亦期待。

  (原标题:王瑞来:近藤一成的宋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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